精英立场与价值思辨:评话剧《蒋公的面子》_安徽戏剧网

精英立场与价值思辨:评话剧《蒋公的面子》

时间:2017-06-21 21:16来源:【字体: 打印

2012年5月,话剧《蒋公的面子》由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在校内首演。该剧将发生在“1943年”和“文革”两个时空中的故事,同时呈现在舞台上。1943 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吃年夜饭。三个知识分子在坚守独立人格和向现实妥协的两难处境中,既各自盘算,又相互攻击:他们到底要不要给蒋公面子?“文革”中,被打为“右派”的他们又必须交代当年是否接受了蒋介石的宴请,为求自保,他们既共同回忆,又各执一词:他们到底有没有给蒋公面子?戏剧情节始终围绕着“蒋公的面子”展开,但主旨却是拷问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困境。

 

该剧自2013年商演以来,共演出260余场。从大学校园演剧到社会话题热点,《蒋公的面子》的意义,已不只是一部剧作的成功,更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可称之为“《蒋公》现象”。它有两点可贵之处:

一、它的剧本文学,具有鲜明的精英立场,拒绝陈腐的道德说教,坚持描写人物的真实状态,在现实利益和精神操守的两难中,展现知识分子肉与灵的困境。全剧并不塑造道德楷模,而是用喜剧手法刻画大学教授在现实诱惑面前左右为难的窘境。因此,它不是宣传和教化的实用主义戏剧,而是一出透露着对人性不乏悲悯之情的喜剧。

二、它的演出策略,具有明确的市场意识,拒绝官办奖项的诱惑,坚持戏剧走向市场的原则,在保证票房收益的同时,不断提升艺术水准,不做政治的工具,争做市场的主人。一部话剧的成功不能只看它获得了多少奖项,还要看它能否带动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蒋公》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成为当代话剧演出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从剧本创作到市场演出,《蒋公的面子》反映了话剧艺术的核心特征:扎根精英文学,适应市场机制,坚持独立品格。

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应该能够提供一个深度精神探索的空间,让不同知识背景的观众,都能在其中展开对人物充满纠结的思考。然而,中国的普通观众似乎先天被养成了标签式的思维模式:革命形象都是义无反顾的、知识分子都是坚持独立的、成功人士都是坚忍励志的,敌对势力都是无无恶不作的。我们似乎不允许、不理解、不接受更多的人性冲突在不同类别的人物身上展开。这背后透露出的问题是思维分析的简单、审美品味的庸俗和价值认同的狭隘。

《蒋公》正是在从话剧的创作和接受上,挑战了这一久已成为习惯的思维模式。话剧的主人公是时任中央大学的三位教授:时任道是一个带有左翼倾向,并对当时政府持有坚决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卞从周是一个比较官方化的教授,但仍可以被理解成是有一定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夏小山则是埋头做独立学问,而对政治既不拥护更无兴趣的知识分子。这三个人物的设定,既没有脱离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基本底色,但又因为三人不同的人生态度、政治见解和兴趣嗜好而同中有异——编剧有意将以往舞台上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地拓展和丰富,并为情节发展埋下了价值思辨的伏笔。

这三位性格上同中有异的教授,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难题:当准备接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要请他们吃饭时,他们该如何选择?他们三人除了考虑要不要给蒋公面子之外,还各有自己内心的“小算盘”:时任道爱书如命,但在战时能够帮他保存孤本典籍的,只有那个曾开枪射杀他学生的蒋介石;夏小山天性好吃,但是在战时能够让他满足一下口腹之欲的,只有那个可以部分被他认同的蒋介石;卞从周亲善政府,但夹在知识分子和太子太保身份之间的他,也不太能顾全那个令他左右为难的蒋介石。知识分子坚持人格独立的品质,在现实的面前受到了各种压力、欲望和无奈的考验。无论最终他们有没有给蒋介石面子,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因而话剧也没有沦落成一个有教育意义的正剧。三位教授从内心到语言到行动都体现出了犹豫甚至动摇,话剧也正是凭借此,提供了一个人性的灰色地带,供观众进一步琢磨结局的可能空间。

然而,网上的评论,缺反映出观众接受的“危机”。据《南方周末》的描述,网友将三个主人公简单地理解成“公知”、“五毛”和“打酱油的”。这三种称谓背后的潜台词是“偏执”、“谄媚”和“无所谓”。这虽然是网友们带有玩笑性质的归纳,但也透露出人物复杂性格的潜心设计可能在接受上被消解和误读的危险。更有剧评认为,这部话剧的缺陷在于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没有被刻画出来,并以一流、二流来区分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和话剧中的知识分子。这种意见,源于多年来塑造典型的创作理论和道德说教的戏剧观念。

人性探索之所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价值观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人生困惑和现实困境,即便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也有它绕不开的具体的现实处境。如果拿的是一把刻板僵化的道德尺子,又怎么指望能够衡量出内在生命张力的丰满鲜活呢?能够将原则进行到底的知识分子固然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但如果舞台上的知识分子形象都被贴上理想化的标签,那这和近些年战争片中那些一提到抗战英雄就都是千篇一律的,不假思索的,慷慨赴死的,甚至到死也要摆出个光辉造型的脸谱化形象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

艺术魅力不应该完全服膺于道德理想,因为道德负责规范社会所要求的“那种人”,而艺术负责关照内心所可能的“各种人”。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总是容易把政治的、道德的、科学的、艺术的混为一谈,这无形中束缚了思想也破坏了艺术。毫无动摇的是神,有所动摇的是人,人性中虽有神性的渴求,但神又哪里知道人的可爱呢?

因此,时任道是可敬的,他是一个将原则进行到底的执着的人,固然为了藏书他有设计陷害卞从周之实,给出的解释也有掩耳盗铃之嫌,但这都是一个骨子里有一腔正气的读书人能想出来的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办法;夏小山是可爱的,他是一个能把原则之外的一切都看开的豁达的人,固然绝交书写完了还能在写复交书,换个名头也就能把反对的蒋公变成不反对的蒋公,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为人处世外圆内方的大智慧呢;卞从周是可乐的,他是一个善于规避原则和现实冲突的逢源的人,固然他的亲善在别人看来近乎于谄媚,但这种圆滑和深谙世道不也是一种在特殊时代可供选择的生存方式么。知识分子虽然以启蒙者自居,但是谁又能知道,他们在面对自我启蒙时内心的无奈和彷徨呢?

争论性的对白支撑起了整个话剧的表演,人物的性格特点、处事原则几乎全由精彩的对白呈现出来。编剧在对白上花费的功夫真可谓苦心孤诣:她不但把握住了文革和民国两个特殊历史时期语言的标志性特征,而且谙熟知识分子的思维特点及其对话中的思辨魅力,更加把读书人交谈时幽默、争论、讽刺、批判和闲适的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即便是其中的插科打诨也是专属于教授文人的那种儒雅的诙谐。

整体而言,《蒋公》的语言是论辩性的。从论辩语言的特点来看,快速的语言配合敏捷的思维是这种语言的一大魅力。话剧和论辩本质上都是精英性的活动。现代话剧和理性论辩的核心内涵是人性价值的彰显。如果说话剧是用艺术的形式探索人的精神、情感和命运,那么论辩则是用思辨的形式将人的这种种复杂性和丰富性不厌其烦地、条分缕析地以对抗性的语言展现出来。它们在本质上都营造了一个精英对话场域,这个场域中所蕴含的探索力度,不是那种以一元思想主导的主流宣传式正剧和那种以华美包装掩盖内容空洞的所谓新潮式闹剧可以替代的。它骨子里是充满多重复调交叉叠进的精英性艺术。所以,与其说《蒋公》是利用对话剧的舞台表现形式进行了拓展,倒不如说它结合了论辩将话剧引回了其本身应该立足的位置。它标志着话剧有可能重新回到精英范畴,摆脱政治宣传和商业炒作的桎梏。

然而,这部话剧将其魅力的核心全部放置在论辩式的对话上,也难免让人产生成败系于一线的感觉。对于没有经历过高强度思维训练的观众来说,则会产生舞台节奏过于紧张局促的感觉,而一旦当观众的思维跟不上演员的语言时,表达的接受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如此密集的对话,出现在一出2到3个小时的话剧中,对一部分观众来说,枯燥感在所难免。整部话剧对语言冲突的倚重淡化了对情节冲突的营造,这样的失衡导致话剧中富于包孕时刻的结尾停留在了语言维度。

从语言塑造人物的角度看,整部戏剧的对白并没有推动人物性格向更加纵深的方向上发展。在第一次时空转换之后,三位主人公的角色特点就已基本定型,而后来几次转换都是在此基础上的重复,再加上这部话剧并非以情节冲突取胜,因此会产生审美上的疲惫感,虽然编剧极力地扩充每次讨论时用语的外延魅力,但还是会有观众难以进入其中。

当然,对于这部话剧,可能会出现两个审美期待:如果仅将这部话剧看作是一部调侃读书人的性格喜剧,那只需要将语言的内在节奏调整得更加合理,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迁就”普通观众的审美能力,毕竟话剧整体语言的功力还是不失水准的;但如果要将这部话剧提升到《哥本哈根》那样拷问灵魂、剖析人性的层面,那么剧本在语言的思想深度和戏剧的情节冲突等方面还是显得有一些后劲不足。

这部话剧的叙事特色,是将整个故事的背景放置在两个完全不的时代场域中:“文革”和“1943年”。其中,笔者所理解的“文革”部分,大概起到两点作用:

第一,从情节作用上看,“文革”是“1943年”的“引子”。每一次“1943年”的回忆都通过“文革”开启。“文革”部分的不可或缺是在于:虽说“1943年”的戏已经独立自足,但是对于这部分完全依靠对白而非情节展开的戏份来说,没有“文革”将其切分为几个段落,恐怕原本就略显局促的“1943年”会更加令观众跟不上节奏。“文革”在剧情展开上起到了“调节器”的作用。

第二,“文革”和“1943年”在观众心目中无形地构成了一个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对比:如果说“1943年”三位教授在讨论“去或者不去”的问题时,还能本着自己的良知和蒋介石忸怩,那么“文革”中他们三位再次回忆“去或者没去”时,就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的恐慌,而在丧失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卑微且可怜地为自己强行辩解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在“文革”中,可以说是彻底的没有了!然而,编剧是否希望通过对比来从更深层面延伸对知识分子人性的探讨,仅从话剧本身来看,还难以判断。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处理方式,给观众留下了巨大的思索空间。

出于以上两点分析,“文革”的场景设置在目前版本的作用,恰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与浓墨重彩的“1943年”相比,“文革”显然成了一个“鸡肋”式的配角;另一方面,这个配角所蕴含的舞台艺术潜力,总给人以继续期待的空间。对于“文革”这部分戏,有观点认为,相对于可以自成体系的“1943年”,不如把它去掉,将话剧变成一部刻画知识分子形象的诙谐喜剧,或更为纯粹——但笔者认为,丰满“文革”部分的戏,或更为可取。

经典的作品满足两个特性:它们不但在其所处的时代就可能蕴含多重解读的空间,而且能够在反思人性的层面拥有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穿透力。对“文革”部分的进一步挖掘,不但能够在强烈的对比中表现精神毁灭之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悲剧和心灵悲剧,而且能够引发观众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反思及追问,拷问每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

这一点,对于目前正身处于精神困境中的当代人来说,体会尤为深刻。更进一步说,只要人类的这种精神困境一天不会消失,这部话剧就有可能拥有持续影响后来人的力量。因此,对于“文革”部分的加强,会使整个话剧舞台在两个被“撕扯”开的空间中既独立又交错地展开,这非但不会影响“1943年”诙谐喜剧特质的表现,反而在沧海桑田的悲喜交加中,使得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在忸怩和扭曲的双重维度下更深刻地展开,也使得舞台上一切的笑和哭都有了更深沉的力量。

作为一部学生话剧,《蒋公》在艺术上并非尽善尽美。导演吕效平认为,《蒋公的面子》到底还是三年级本科生的习作,确是中肯之言。但“《蒋公》现象”的形成,却证明了:话剧在21世纪的中国,依然可以秉承其在百年前初次进入中国社会时的批判精神,在充满官味和商味的当代中国戏剧生态中,坚守住话剧从业人员独立的价值判断。《蒋公的面子》是大学的自由精神在社会中引发的一次回响,它的成功上演,证明了话剧艺术在当代中国依然可能不失其精英本色。

穆杨

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