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评点与晚明士人精神

时间:2017-06-21 15:47来源:【字体: 打印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那么文学批评也常常是批评家主观意识的延伸。文学批评不可能只是一种纯客观的行为,批评家总是在批评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打上主观的烙印。普列汉诺夫曾说: “如果某一阶段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必然在这个阶段中产生这些或那些审美趣味和爱好,那么科学的批评家也会产生他们自己的一定的趣味和爱好,因为这些批评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他们也是历史所产生的。”① 当代日内瓦批评家乔治·布莱在论述马塞尔·雷蒙的批评时说: “批评家的接受性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品质。在这种精神通过自愿的忘我而置身其中的空缺中,并非一切都是寂静和空虚。或更可以说,寂静乃是一种等待的寂静,一种思想的张力。”他在论述加斯东·巴什拉尔的批评时又说道,批评是“一个主体替代另一个主体,一个自我替代另一个自我,一种‘我思’替代另一种‘我思’”。②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批评家主体看,批评家的批评同样具有“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的性质。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书籍的兴起和戏曲作品的大量刊刻,在诸多戏曲刊本里都附有名家的评点文字。③评点者在批评过程中,不仅时时显露出自己的主观意识,而且还时时借作品的描写生发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感受和态度。由于戏曲对人生和社会的描写、反映较之诗文更为细致广阔,评点者在评点文字中借以发挥的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感受和态度也更为丰富,其中所折射的晚明士人的精神世界,颇值得玩味和品鉴。

一、伦理精神与社会责任

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化的社会,古代戏曲创作也就必然较多地以伦理为表现内容。元代后期的杂剧创作就有不少伦理剧,南戏传奇形成、兴盛于南方理学文化环境中,以伦理道德为创作内容的作品更多。另外一方面,生活于中国伦理社会,士人的伦理意识在任何时代都未曾消减,即便是在个性解放思潮激荡澎湃的晚明时期,士人的伦理精神依然强烈。因此,借戏曲作品伦理主旨表达伦理精神,就成为评点者评点内容的重要方面。

在李卓吾的评点中,对伦理主旨的揭示就已经开始。如果说,对于《琵琶记》的评论还主要是从艺术的角度展开,那么他对《拜月亭》的批评则是从伦理的视角出发的。他在《拜月亭》序中说道: “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兰比崔重名,尤为闲雅; 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正之极矣。兴福投窜林莽,知恩报恩,自是常理,而卒结以良缘,许之归妹,兴福为妹夫,世隆为妻兄。无德不酬,无恩不答,天之报施善人,又何其巧欤! ”①李氏的这段评论与一般人对该剧爱情主题的理解很不相同,在他看来,这部作品的主旨在于表现“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以及知恩报恩的伦理道德观。这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氏将该作与《西厢记》相比较的结果。《西厢记》的内容主要是爱情,剧中的崔莺莺为了实现爱情就不能“重名”,而《拜月亭》里的王瑞兰对于爱情婚姻却很慎重,“贞正之极”。因此,该剧和《西厢记》所描写的爱情就有区别:王、蒋之间的爱情具有“义夫节妇”的色彩; 而作品中对蒋世隆兄妹以及陀满兴福的描写,更具有伦理的意味,从而,该剧就是一部“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的伦理剧。被视为“异端之尤”的李卓吾在伦理问题上推崇的仍然是“无德不酬,无恩不答,天之报施善人”的行为。

对于《琵琶记》的主旨,徐渭以“怨”予以概括,还没有触及它的伦理内容,而陈继儒用“嘲骂谱”来形容,则是对该剧伦理内容的深入揭示,他说:纯是一部嘲骂谱。赘牛府,嘲他是畜类; 遇饥荒,骂他不顾养; 厌糠、剪发,骂他撇下糟糠妻; 裙包土,笑他不瘗; 抱琵琶,丑他乞儿行; 受恩于广才,封他无仁义。操琴赏月,虽吐孝词,却是不孝题目; 诉愁琵琶,题情书馆,庐墓、旌表,骂到无可骂处矣。

所谓“嘲骂”未必就是作者高则成的主观创作意图,但在陈继儒看来,《琵琶记》作为一部“嘲骂谱”,其创作主旨就是对蔡伯喈不道德的谴责,“无仁义”、“不孝”、“畜类”则正是对蔡伯喈的嘲骂。在另一篇序言中,陈氏还说道: “无弗孝之心有弗孝之行,此糟糠就养、剪发慎终、筑台尽制,真( 贞)女之孝独彰也。”②他充分注意到赵五娘的“孝”与蔡伯喈不“孝”的对比关系,可谓别具只眼; 而前者揭示了作品的“骂”———谴责蔡伯喈的不道德,后者揭示了作品的“彰”———赞扬赵五娘的道德精神,则共同揭示了作品的伦理主旨。而无论是“骂”还是“彰”,都是陈继儒道德观的表达。

在冯梦龙的改评序言与陈洪绶评点《娇红记》的序中,也有对作品伦理主旨揭示的内容。冯氏《新灌园序》认为,张风翼的原作对法章这一人物形象的处理不好,让他在“亡国之余,父死人手,身为人奴”之际,“不务愤悱忧思,而汲汲焉一妇人之获,少有心肝,必不乃尔”,因此他对这个人物加以改动,让他“忠孝志节,种种皆备,庶几有关风化,而奇可传矣”。显然,他从作品的主要人物入手,对作品的伦理主旨作了强化。陈洪绶对《娇红记》的创作主旨也从伦理的视角作了评论,认为作品中“申、娇两人,能于儿女婉娈中立节义之标范”,“子塞此辞,所以言乎其性情之至也,而亦犹之乎天子广励教化之意而行之者也”。陈氏没有将该作看成纯粹的爱情剧,而是认为它所写的人物是“立节义之标范”,其社会意义则与“天子广励教化”的意义相同。陈洪绶对作品的理解别出一途,对作品伦理精神的彰示带有浓厚的个人倾向。

伦理精神和个性张扬恰恰相对,后者注重的是个体生命意识,而伦理精神注重的是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由伦理精神出发,中国古代的士人必然将关注的目光延伸到社会。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卑微低下,却在创作中关心着社会的问题,不断地“忧君”、“忧民”。这种士人的社会责任感自然是评点者揭示的内容,又是批评者表达社会责任感的触发点。

古代戏曲创作中,常常有对下层社会民众疾苦的描写和反映,也有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这些内容或许不是作品的主要笔墨,却往往引起评点者的注意,而且由此延伸到社会批判的层面上来。例如“李评”《琵琶记》第十七出中,里正有一段道白,述说自己“到官府百般下情,下乡村十分豪兴”的种种情形。评点者于此加以圈点,并眉批说: “善戏谑,亦关情弊。”对同一出描写放粮官惩罚里正、里正念招状的一段戏,评点者也批以“有关情弊”。里正是作者塑造出的下层小吏形象,他“讨官粮大大做个官升,卖私盐轻轻弄条破秤”,从百姓那里“骗得五两十两”,巴结上司又“到使五锭十锭”; 他招认义仓的“情弊”是: “稻熟排门收敛,敛了各自将归。并无仓廪盛贮,那有帐目收支。”评点者认为这个形象以及他所说的义仓情形“有关情弊”,表示了对民间疾苦的关心; 同时也表明了对现实社会还存在这些弊病的忧虑。“李评”《幽闺记》第六出写了一个坊正,“身充坊正霸乡邻,财物鸡鹅那得无; 物取小民穷骨髓,钱剥百姓苦皮肤”。在官府捉拿陀满兴福的时候,他竟然公报私仇,要把官司引到不肯赊给他豆腐的王公身上。评点者在这里也批道: “亦关情弊。”同剧第二十五出,蒋世隆染病客舍,店主请来了一个庸医,在庸医的上场白处,评点者眉批道: “如此等处真是有关民命,非戏言也。若作戏看,却不枉了性命! ”这些批语共同表现了评点者关注社会、同情百姓的态度。类似批语在陈继儒的评点中也有一些,如《琵琶记》第二十六出“拐儿贻误”的出批道: “世上只有官长骗百姓耳。百姓骗官长,更妙更妙。”《绣襦记》第十五出“套促缠头”的出批为:“惜李大妈是个妇人耳,若是个做官的更会赚钱。”这两条批语都从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出发,对为非作歹的官吏予以嘲讽挖苦,以“皮里阳秋”的笔法,对社会弊病作出针砭。

明代中叶,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病,忠奸斗争愈演愈烈,“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忾,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 《明史·阉党传》)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戏曲创作中就出现了不少以忠奸斗争为题材的作品,戏曲评点中,借作品的描写来感慨忠奸的批评也随处可见。

也是在李卓吾的评点中,对“忠奸”的议论就已经开始。《浣纱记》是一部既写爱情又写忠奸斗争的作品,“李评”对后一种内容多有揭示和评批,如第四出出批: “伍忠伯否佞,隐见笔墨之中,妙手也。”在第十一出伍员上谏吴王的一段道白处眉批曰: “伍员之言自不好听,伯否之言自好听,忠佞之分即在此。”如果说这些批语基本还是就作品本身作出的批评,那么在《鸣凤记》的评点中,他就将笔墨指向了现实,第二十四出“首祭”的出批说: “奸佞之头如此得市,牛头猪头羊头不及也。然牛头猪头羊头亦奸佞漏网之头也,不可不知。”批语一则表示了评点者对奸佞的鄙视和愤恨,二则指出“漏网”的奸佞还有很多。此外,“李评”本的批语还客观地分析了忠臣的弱点,《幽闺记》的出批道: “从来君子不能用小人,故小人亦复不能容君子,所以君子每每取祸。若令陀满海牙从容商议,委曲调停,何至此也。奈何口口自家贤圣,他人奸佞,何独为君子一至此哉! 所以贲天下事也。可叹可叹! ”该出眉批对陀满海牙也有批评,说他“腐甚,宜及祸也”; 针对他所唱的“我好名儿史策留题”一句曲词,批道: “只为史策留题便不是。”这种对忠臣性格和思想弱点毫不留情的批评,显示了评点者独特的见识。

李卓吾之后的评点,对忠奸问题的感慨议论越来越具有现实针对性。《盛明杂剧》本所收《曲江春》( 《杜甫游春》) 由沈士伸评批,其在剧首眉批曰: “林甫之后复有林甫,可胜浩叹! ”以唐代奸臣李林甫之后的“李林甫”不断出现,对明代的现实政治作了批判。《麒麟罽》第十七出中的胡待制有一段议论: “只为异同,便多毁誉。假如在位之大臣,凡同于己则誉之,凡异于己则毁之……”评点者批之曰: “以异同论毁誉,置意奇绝,尤可作醒世箴。”作品中的议论既有现实针对性,评点者以“醒世箴”喻之,更是对晚明时期朝廷门户党派之争提出的批评。《校正原本红梨花》塑造了一个奸臣王黼的形象,作品不仅写他公报私仇,造成赵汝州和谢素秋一对有情人历经磨难,而且刻画了他卑鄙的内心世界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权奸嘴脸,第三出“豪宴”就是对他权奸品格的集中描写,评点者在此出也多有批点,除了对其奸佞性格加以揭示外,有两条眉批特别值得注意。一条是: “爹无须儿安敢有须,不知当日王黼师成面目何若? 谁谓阉监无嗣?”一条是: “当日科目诸公尽为削色,鱼目珍珠岂遂无别? 只为依附中涓者下一恨语。”这两则批语都从作品对王黼的描写中生发而来,其笔触却明显指向现实,“谁谓阉监无嗣”所指的当是天启年间宦官专权、魏阉势炽的现实政治,而“科目诸公”、“依附中涓”则是借作品的描写对那些投靠魏忠贤的没有骨气的人“下一狠语”,是对晚明时期士人人格萎缩的嘲讽。

二、抒发士愤与感叹炎凉

无论是诗文创作还是戏曲创作,都存在着大量“寓愤”的情形。创作者因为现实中的怀才不遇和牢骚不平之气,以及心中郁积着的种种忧愤,故而转换为文学作品中的寄寓。这与“不愤不发”的文学创作动因有一定的联系,却又有着区别。前者是文学创作的外在推动力,还未构成作品的真正内涵,后者则是作品的内在精神、创作主旨。对“寓愤”主旨的揭示,往往也是批评家评论甚或加以发挥的重点。道理很明显,批评家和作家一样,在现实生活中都有着种种不得志、种种牢骚不平之气,借着对作品的批评加以抒发出来。这一点可以举李卓吾对《西厢记》的评论为例说明。他在《焚书》中认为,《西厢记》的作者“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这一看法自有道理,但是与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主旨毕竟有着较大的距离,所以为王骥德诟病。① 但是,明代戏曲评点中,确有不少序跋、总评真正对作家在作品中寄寓的怨愤作出了深入的揭示,并且借以宣说自己胸中的“垒块”。

“寓愤”主旨的揭示在《四声猿》一剧的评论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崇祯间沈景麟校刻的袁宏道评点《四声猿》,其卷首有钟人杰的“引”一篇,由徐文长其人论及其剧:徐文长牢骚肮脏士。当其喜怒窘穷,怨恨思慕,酣醉无聊,有动于中,一一于诗文发之。第诗文规律,终不可逸辔旁出,于是调谑亵慢之词,入乐府而始尽。所为《四声猿》,《渔阳》鼓快吻于九泉,《翠乡》淫毒愤于再世,木兰、春桃以一女子而铭绝塞、标金闺,皆人生至奇至快之事,使世界骇咤震动者也。文长终老缝掖,蹈死狱,负奇穷,不可遏灭之气,得此四剧而少舒,所谓峡猿啼夜、声寒神泣。

评论者从徐文长坎坷不平的生平遭遇出发,指出《四声猿》乃是其“不可遏灭之气”的抒发; 但是,评论者并不仅仅着眼于徐文长的有愤而发,而是将批评的眼光深入到作品中,指出作品里的人和事与徐渭的“气”之间的关系,是颇有见地的评论。西陵澄道人在评点《四声猿》时分别写了“引”和“跋”,在“跋”中也认为,“猿啸之哀,即三声已足堕泪,而况益以四声耶? 其托意可知已”。同样是对徐渭“寓愤”于《四声猿》的创作主旨的认识。

在《盛明杂剧》中,对“寓愤”主旨的揭示更多。参与评点的徐翙在全书序言中就作出了概括性的评论: “今之所谓南者,皆风流自赏之所为; 今之所谓北者,皆牢骚肮脏、不得于时者之所为也。文长之晓峡猿声,暨不妄之夕阳影语,此何等心事,宁漫付之李龟年、阿蛮辈草草演习,供绮宴酒阑所憨跳! 他若康对山、汪南溟、梁伯龙、王辰玉诸君子,脑中各有磊磊者,故借长啸以发舒其不平,应自不可磨灭。”评论者认为,像徐渭、康海、汪道昆、梁辰鱼、王衡等人,因为“脑中各有磊磊”,他们的杂剧创作就有所寄寓,乃至“借长啸以发其不平”,换言之,他们的创作都有着“寓愤”的主旨。在具体评点中,对“寓愤”内容也时有揭示,如王衡的《郁轮袍》,评点者沈泰即在其剧首眉批道: “辰玉满腔愤懑,借摩诘作题目,故能言一己所欲言,畅世人所未畅。”又如沈士英评王九思的《曲江春》: “美陂高才废处,作此以嘲时相,悲愤唏嘘,如怨如诉。”凡此种种,都是对作者“寓愤”主旨的体认,也是评点者“寓愤”精神的外化。

在对有关民生疾苦的社会弊病展开批评和评判“忠奸”的同时,评点者也结合作品的具体描写对关乎自己命运的社会弊病予以抨击。这有两类情形:

其一,对明代八股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进行批评。八股科举制在洪武年间确立后,弊端日渐暴露,它限制着士人的才华,考官的昏庸及贿赂之风的盛行,又使它逐渐失去公平性。这一与文士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在戏曲创作中时有反映,而评点者也常常对此加以评批,抒发自己的感慨,表示对它的不满。“李评”《琵琶记》第八出“文场选士”丑扮的常白将唱道: “天地玄黄,略记得两三行;才学无些子,只是赌命强。”评点者借此发挥说: “如今命强的并天地玄黄也不记得,一般这样中了。”对明代科举考试是否选拔真才提出了怀疑。在题署“西湖居士编次,集艳主人校阅”的《郁轮袍》传奇第十三出“应试”中,针对作品所写的考试内容,评点者眉批道: “就如今日,每逢考试,一有孔方兄便认作亲子亲婿。就是明眼试官,人情一到也几不辨黑白,颠倒英雄,诚为千古不平之恨。”这是直接对明代科举考试中贿赂之风的揭露和批判。吴炳的《绿牡丹》第十七出写聪慧女子沈婉娥考试择婿,让没有才学的车本高出尽洋相,“牡丹花史”眉批道: “好笑一女子把秀才百般拘束。嗟呼! 今日考秀才者有认真秉公如此女者乎? 甘心受其拘束耳。”批语借沈婉娥择婿考试的“认真秉公”,对“今日考秀才者”———考官———不能“认真秉公”的现象作出了讽刺。此外《鸳鸯绦传奇》第二十出“本色”写杨直方参加考试,试官变换花样,竟不考八股文,而考词曲见解,明道人批道:“嗟乎! 八股障中,一朝跳出,岂不快哉! 岂不快哉! ”表示出对“八股”的厌恶之情。

其二,对士子怀才不遇的不平和对世风日下的嘲讽。有科举考试的弊病,有封建社会制度的种种限制和不公平,士子的怀才不遇就是必然的现象。古代戏曲中对这一现象的反映和批判比较多,在元代杂剧中,就有不少抒写“士愤”的作品,明代的戏曲创作也有不少此类作品。而在评点批评中,评点者不仅就作品的“士愤”笔墨予以批评,并且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现实社会的批评。例如《醉乡记》第二十一出“穷魅春闱肆”的出首眉批道: “庸辈高骞,奇才屈抑,不妨借作酒杯,一浇块垒。”指出作品中的描写有着现实意义,正因为现实中“庸才高骞,奇才屈抑”,作品才可以起到“一浇块垒”的作用。这类批评在《盛明杂剧》中更多,因为它的二十多位评点者大多是不遇于时的文人,故而感慨尤多。《春波影》中有“无令识字,可三十年活耳”两句道白,卓珂月批曰: “一二语冷却才人多少炎头。但恐天上无不识字神仙,又未必才人心服。”这位命运坎坷的“才人”的批语显然融入了个人的深沉感慨。新安如道人评《樱桃园》,于剧中魏闻道唱的“埋怨杀一领青袍,把光阴误了”两句曲词处批道: “儒冠误人,我亦怨杀。”表现了对读书人命运的反思。与此同时,评点者对世风日下的现实也加以嘲讽,王衡的《郁轮袍》第三折,写王推冒充王维去见岐王和公主,岐王说: “这所在原不是秀才走的。”沈泰在这里批道: “近来秀才不知错走了多少所在”,对当时士人钻营于权贵之门的风气作了辛辣的讽刺。在《逍遥游》一剧中,庄子的道童发了一通议论,说做官的人喜欢听的是“如何钻刺、如何戽旋、如何可讨荐催升,如何可饱囊广产……”评点者黄嘉惠于此眉批说: “此缙绅中宝录,亦秘籍也,熟读此方可入仕。”这同样是对世风的讽刺。

士人之“愤”,一方面来自于社会制度对他们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在社会群体中的感受相联系。崇尚权力和金钱,是封建社会的心理痼疾,《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却发疯,固然是他将全部希望和生命价值都维系在科举考试上的结果,同时也是胡屠户之流对他构成的环境压力的结果。士人在这一环境中,一方面只能奋力拼搏,以图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常常在文学作品中感慨世态的炎凉,对崇尚权力和金钱的世俗态度予以批判。古代戏曲家们大多生活在下层社会,他们的作品中对世态炎凉的反映也特别多,评点批评家们对此也就时有揭示,并且借此生发自己的感受。

“李评”《琵琶记》第二出的出批,针对剧中下场诗里“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安乐值钱多”两句议论说: “今世只以万两黄金为贵,即一家为奴为盗亦不顾也。尝有村学究以‘白酒红人面’课生徒者,卓老代对之曰‘黄金黑世心’,自谓颇中今日膏肓。”明末刊本《评点凤求凰》第六出对卓王孙重于钱财的态度有较多描写,该出出批道: “描写钱虏口角肖甚,读至‘依仗我钱神好把文星屈’,竟将俗弊说透,令人大叫欲绝。”这两条批语都对重视金钱的世俗观念提出了批评。谭友夏、钟敬伯批评《绾春园》第二出的出批说: “阔阔术是蒙古人,故善势利; 今作冷暖态者,得无皆蒙古种乎?”以“蒙古人”作为势利的代表,固然不妥,但是评点者借此对“势利”者的讽刺态度却表露无疑。

评点批评中对炎凉世态抨击、讽刺得最集中的是“李评”《金印记》。该本前面有署名“秃翁”的总评一篇:

人知季子父母兄嫂炎凉,不知此乃彼苍一副大冶炉也。大底人非上根,不能无激而奋。昔人云: 激而成之,无上之师。此乃有见之也。如季子者,非父母兄嫂如此激之,又乌能奋乎! 余不为以往季子感恨炎凉,方恐将来季子不得遇如是圣父圣母贤兄贤嫂耳。势利不在家庭,犹得掩门谢之; 惟在自家骨肉,避之不能,受之不可,方思出头做个汉子矣。

呜呼! 天何仁爱英雄,百计提醒,千方激劝之也。

这篇总评,虽然说苏秦的父母兄嫂对他有“激之”的作用,但是又指出,家庭里的“势利”让人“避之不能,受之不可”。而在具体的评批中,评点者对苏秦父母兄嫂的“势利”嘲骂有加,第十三出“一家耻辱”中,有眉批道: “苏母最可丑,全大无母仪,然世亦不无也”; 又批: “恶兄可杀”、“恶嫂可杀”;第十二出“唐二传音”出批道: “苏秦虽是小人,犹人也,其兄嫂禽兽耳。”可见他们在评点者眼里,是等同于“禽兽”的势利之徒。评点者还指出,像苏母那样的势利母亲,“世亦不无也”,把讽刺的笔触指向了现实。该剧第五出“逼钗赴选”的出批还说道: “大抵今世被人耻笑都是有见识之人,若无见识,止能笑人,人如何肯笑及他。”这一批语说的是“有见识之人”不被理解,遭受“耻笑”,却揭示了炎凉世态的内在原因: 炎凉世态是因为没有“见识”造成的,因为没有“见识”,只是以世俗的眼光看待“有见识之人”,才发出无见识的“耻笑”。

三、嘲讽道学与崇尚侠义

明代中叶以后,王学左派思潮兴起,它不满于程朱理学,更不满于封建官僚们嘴上仁义道德、内心自私自利的虚伪面目,提倡真心、真情,对虚伪的道学发起了批判。与此同时,士人心态也发生变化,崇尚“侠义”、推举豪杰精神成为他们的共同取向。① 这些思想观念也渗透到戏曲评点之中,形成了评点者的批评倾向。

对“道学”予以讽刺嘲弄在李卓吾的评点中也已经开始。“李评”《玉合记》第五出,写柳氏内心向往爱情,却吩咐使女朝云把朝路边的帘子放下来,因为“花源怕有渔郎棹,检点流波莫返桃”,评点者于此批曰: “道学”。《古本荆钗记》第二出,王十朋与朋友们谈论学问和志向,每每称引经典,评点者加眉批: “一个朱文公”、“又一个朱文公”。陈继儒的评点对道学有更多嘲讽,《玉簪记》第十七出中,陈妙常在潘必正离去之后,唱了一支[前腔],表白了对他的爱慕之情,评点者于此眉批说: “世间假清廉、假道学都是这样。”第三十五出中陈妙常与潘必正成婚,“对镜开妆,整顿花容”,评点者于此也批道: “‘整顿花容’与‘清净堂前不卷廉’言行何背戾! 今之逃禅讲学品何异此辈?”这些借作品生发的议论都是对道学家们心口不一、言行相悖的虚伪之风的针砭。谭友夏、钟敬伯批评《绾春园》第三十三出“死忠”,阮翀临死之前唱“忠披甲铠,义执戈矛,信把山河牢笼”几句曲词,评点者批道: “临死也讲道学,才是真的,不然见了死忘记了道学了。”《快活庵批点红梨花记》的总评中有一段议论: “作者打骂朱文公,最为可恨,然却亦朱文公弟子未足以厌其心也。倘今

之讲学者有赵郎之才,复有谢女之操,刘太守之重故敦友,又何不厌其心也哉! ”评点者认为,作品对朱熹的讽刺固然过分,但是“今之讲学者”实在心口不一,无德无才,因而它的讽刺也让人说不出什么; 第七出的出批又说: “打骂道学,至此极矣! 却也道学诸公自取,非干它人好造口业也。”一方面为作品讽刺道学作了进一步的辩护,一方面又对道学家再次予以抨击。

戏曲评点中对“侠义”的推崇也比较普遍,“李评”《红拂记》的批语既是对作品中“侠义”精神的阐发,又是借作品阐发“侠义”精神。凡是作品中对“侠义”精神有所表现的地方,评点者都予以赞赏; 凡是作品中对“侠义”精神表现不够的地方,评点者都提出批评。如对虬髯翁形象,评点者就大加赞美,认为作品表现了他的“豪杰”精神。对红拂形象,也多有肯定,第十二出中红拂夫妇与虬髯翁相遇于路途,红拂唱了一支[梁州序] 曲,向虬髯翁毫不保留地交代了自己和李靖的来历,评点者夹批道: “不瞒是个豪杰”; 又眉批说: “若是秀才家数决不实说出来,定有许多掩盖,如此等人干得恁事?”对“豪杰”的胸怀坦荡大加肯定和赞赏。第十一出写刘文静投奔李世民,极力举荐他撑船渡载过的李靖,该出出批道: “只片时间渡,便逢人说项如此,此君鉴赏不在红拂之下。今有知之最深忌之最刻者,视刘文静当作何等面目相向?”评点者推崇的是刘文静的眼力,能够识别英雄; 更推崇刘文静毫不嫉妒他人,并极力举荐他人的宽阔胸怀; 进而,评点者还对今人“知之最深忌之最刻”的狭小胸怀提出了批评。相反,对于李靖形象,评点者却多有批评,三处批之以“秀才气俗甚”; 第十二出李靖与虬髯翁相见,问“莫非是虬髯翁否?”评点者于此批道: “李靖、虬髯翁各不相闻姓名更妙。”换言之,具有“侠义”性格的英雄根本不应该拘泥于这种问姓名的小节,李靖的发问就表明他没有“豪杰”性格。“李评”《玉合记》对从沙吒利府中救出柳氏的许敬大加推崇,称他为“真汉子,真豪杰,真丈夫,今天下亦有其人乎?”“李评”《明珠记》,对侠客古押衙也多次加以赞美。凡此种种,都表现了明代戏曲评点中对“侠义”精神的推崇态度。

四、“梦幻”时代的梦幻人生

晚明时期的士人,处在一个政治“停滞”的时代。① 朝廷党争激烈,宦官专权,使得他们难以有所作为,传统的人生信仰也发生动摇,而“程朱理学的衰微和崩溃,使他们从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也使他们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使他们陷入空虚之中”。② 反映在戏曲创作中便是对“人生如梦”意识的表现。例如,汤显祖既创作了“情”为主旨的《牡丹亭》,也创作了表现“梦幻”思想的《南柯记》、《邯郸记》,其他如屠隆《昙花记》、谢国《蝴蝶梦》等作,亦属此类作品。评点者不仅对这些作品的“梦幻”主旨予以揭示,也表达了在这个梦幻时代的梦幻之感。

明天启间朱墨套印本《邯郸记》有闵光瑜的“小引”、刘志禅的“题辞”以及袁中郎、臧懋循等人的“总评”; 《南柯记》有柳浪馆批评本,卷前也有“总评”; 崇祯年间沈际飞评点的“四梦”,各剧卷首亦有题词。各种序文、题词、总评对这两部作品中的梦幻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揭示。如闵光瑜评论说: “若《邯郸》,若《南柯》,托仙托佛,等世界于一梦,从名利场中一再展读,如滚油锅中一滴清凉露。”袁中郎评《邯郸记》道: “一切世事俱属梦境,互与《南柯》,可谓发挥殆尽。”柳浪馆批评《南柯记》卷首总评说: “此亦一种度世之书也。……蝼蚁尚且生天,何以人而不如蚁乎?”沈际飞评《邯郸记》道: “人生如梦,惟悲欢离合、梦有凶吉尔。邯郸生忽而香水堂、曲江池,忽而陕州城、祁连山,忽而云阳市、翠华楼,极悲,极欢,极离,极合,无之非枕也。”这些题评,既对汤氏两剧中的“梦幻”思想作出了揭示,同时加以发挥,表达了批评者内心深处的梦幻之感。

陆梦龙的《蝴蝶梦叙》结合作品对晚明时期戏曲创作中的“梦幻”主旨作出了概括性的评论,他说: “余观近人士著传奇,如纬真《昙花》、义仍《二梦》,咸以汗马之烈,归计出世。或谓英雄神仙原无二道,或谓抒其感愤。寤云( 即作者谢园) 此记,吾乌知其志所云。第以道心观之,用世戏,出世亦戏,无所等差。”他首先对“近人士”的传奇创作中“归计出世”的创作倾向作出了概括,继而指出,谢园《蝴蝶梦》无论是以用世还是出世的眼光看,都是“戏”; 换言之,人生其实只是一场游戏而已。这一说法,是“梦幻”说的又一种表达。此外,玉茗堂批评《种玉记》卷首有清啸居士序文一篇,对该作评论道: “记此者,以手为梦; 阅此者,以眼为梦。聊借休文蝴蝶群中,互相栩栩点缀一番耳。噫嘻! 一场春梦,四字括尽千古。”而该剧的具体批点与序中对作品“一场春梦”主旨的认识一致,如第十出“怆别”有眉批道: “梦来梦去,梦始梦终,天地一大梦也,何悲为?”同样把人生归之于“一大梦”,表现出对作品“梦幻”人生态度的认同。

综上所述,从明代中叶开始、伴随着刻书业的繁盛而兴起的文学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道新的风景。评点者即批评者。他们在评点批评中或阐发文学见解,或“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①无疑有助于读者更为深入地理解作品。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他们在眉批、出批、总批以及序跋中的批评文字,我们还能够感受到他们在“文学批评”之外的脉动,他们所批评的作品时而会触动他们作为文人的心弦: 从先秦发端的儒家的伦理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现实社会给予他们的压抑感,还有他们所处的明代中叶以后的王学左派思潮以及时代的空幻感,就如同树影倒映在水面,共同折射出晚明士人的心态和精神。戏曲评点如此,其他如小说、诗文的评点亦是如此。由此可见,明清文学评点除了文学批评的价值以外,可供我们挖掘的价值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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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万曙)